到底是「知易行難」還是「知難行易」？一直到今天還沒有定論，其原因在於我們從來就沒有把「知」與「行」定義清楚。
古人說「知易行難」，其中之「知」是指人文之知、道德之知。一般來說，這些「知」人人懂得，但出於人性的弱點，正如「江山易改、本性難移」，做起來就沒那麼容易，所以說知易而行難。這本來是古人對人性的描述，卻不幸成為文人自古以來只重清談，不能身體力行的藉口。
其 實「知」可以概分為「人文之知」及「科學之知」。對科學之知而言，「知易行難」就該說成「知難行易」才對。因為，科學之知需要數學和物理的基礎，而人類社 會一直發展到中古，在這方面還是進展緩慢，直到英國工業革命之後「科學」才突飛猛進，所以說科學之知是「知難」。但是，人類由行動累積經驗，單憑與自然環 境的互動便已經創造出燦爛的物質文明。例如，古人未必懂得力學原理，卻也能發明舟、車，也能建金字塔，那就是「行易」的明證。
雖說科學之知有其一定的難度，但人文之知，上推到生死及形上的領域，可能較諸科學之知更難。人文之知，譬如遵守某種道德規範，就一定是「行難」嗎？其實只要突破心理障礙，「起而行」也不是那麼困難的事。
雖然有以上的特例，我們仍可以概括地說：人文之知是知易行難，而科學之知是知難行易。
觀念的改變與「行易」
人性中來自先天的本性，例如急性/慢性、或魯莽/沈著，的確很難改變；但後天培養的對善/惡、好/壞的看法，卻能隨著觀念的改變而輕易變更。所以說，觀念的能否改變也可以影響「行難」或「行易」，二者有時僅一線之隔。
「行 難」的理由多半來自「本性難移」。但是，本性真的難移嗎？不是所有的本性都是如此吧！一個人常常只要觀念一改，想法就不同，某些行為也就跟著改變。就像一 些「大男人主義」的人，觀念一改馬上就能變成「新好男人」。一個天性懶惰的人，經過一次重大的刺激之後也會突然勤快起來。於是，只要觀念改變，「行難」也 能變成「行易」。
舉一個西諺的例子。有人說：「如果你能變好，你就會得到快樂 (be good, you will be happy)。」這樣的說法雖然正當，卻把「快樂」變成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，因為be good要比be happy難得多。但是觀念一改變，把它反過來說成「快樂起來，你就會變好 (be happy, you will be good)」，「行難」立刻就變成「行易」。Be happy 是一種「樂觀」精神；也就是等於說，當你樂觀起來，你的一切就會變好。這種說法也和佛家說的「萬法唯心造」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王陽明的「知行合一」學說
由知而行的途徑，最常引用的說法是來自《中庸》的「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、及篤行」。其中前四項都是「知」的範疇，也就是要把「知」做到十分之八、九，到能夠「明辨」的程度才要去「篤行」。這種「從知到行」的途徑是正常而漸進的程序，但對一個沒有恆心的人，就常常會導致「行難」了。
儒家學說的「格物致知」，就是《中庸》「學、 問、思、辨、行」的過程。但是到了宋明「理學」時期，「格物致知」一變而成「窮裡致知」，那是一種只重推理，不重實踐的旁途。王陽明有見於此，便提倡「知 行合一」來矯正這種「只知不行」的歪風。王陽明的方法是「即知即行」，利用「做中學、事上磨」的工夫以求恢復先秦儒家的「實踐」精神。
後來，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就是受到王陽明「知行合一」觀念的啟發，而更進一步發展出以「行」做為重心的「行易」哲學。
國父的「行易」哲學
國 父
嚴格來講，國父把「知難行易」應用到所有概括人文與科學之「知」，是有些牽強的。但是，正如同西諺說「快樂起來，你就會變好」是一種「樂觀」精神，國父說的「行易」則是一種「積極」精神。
說「行易」，就如同鼓勵人們「知足常樂」的一種寬心劑一樣；當人人都相信「行易」，踏出第一步就不會那麼困難。一個人的心理障礙一去除，第二步就會更容易走，就會去身體力行。所以國父的「行易」哲學，其實就是「力行」哲學，而王陽明和國父的思想都是一種「實踐」精神。
知行循環與重複驗證
重 視「實踐」固然是一種原則，但是，過份偏重「行」的結果也會造成「矯枉過正」。因為，未經過「明辨」的「知」便貿然去實行，有時也會走上岔路，也很容易走 上極端，其所歸納出來的「知」常常僅是一種「偽知」。例如，今天在西方社會常看到反道德、反倫常的「絕對自由主義」和反科技、反文明的「極端環保主義」等 運動；他們之所以會走上岔路和極端，就都是出於「未知而行」的結果。
知與行的目標是要獲得「真知」，也就是要求得智慧或真理。但是，知與行要用如何的比例來互相配合？又要如何地互動？才能避免走上岔路和極端。這些不僅是原則的問題，還是進一步的方法的問題。
王陽明和孫中山都給了我們很好的「實踐」的原則。胡適曾說過：「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」，也是一項不錯的由知到行的原則。但是，有了原則，要正確地做到「知與行」，我們還需要找出適當的方法才行。
由以上的認知，我們提出「知行循環」做為由知到行較有系統的方法。所謂「知行循環」，就是在求取「真知」的過程中，「知與行」應該要有一次以上的輪替出現，也就是一種「知與行」重複驗證（iteration）的過程。
一個標準的「由知到行」的過程應該由「知」開始，當「知」進行到適當的程度（不足之處，以大膽假設來補足），即可轉換到「行」的過程。然後由「行」來驗證「知」，來改進「知」。然後再回到「知」的過程，經過分析/推理，進一步把「知」推向更高的層次。如此經過多次知與行的循環（cycling），當知與行能夠達到互相驗證的程度，那就是我們所要求得的「真知」。
當 然，一些簡易可行的事件也可以直接由「行」開始，例如學騎腳踏車，即可由每次跌倒的經驗來修正錯誤，而學會騎車。至於學習游泳，雖然也可以無師自通，最好 還是由「知」開始，因為學習游泳的過程是有相當的危險性的；而且，無師自通的泳者自我發展出來的，多半是那種效率不高的「狗扒式」。
「狗扒式」雖然不算是「偽知」，也絕不是「真知」。如果你仔細地觀察，社會上這種無師自通的「狗扒式」的例子竟是屢見不鮮，而且還會有人仿效而進一步變成社會習俗。
二 十年前有人到前蘇聯去訪問。當地因為民生物質缺乏，去國營商店買一樣家常用品經常會花上半天的時間。先是排隊看貨物樣品，再排隊付錢，最後又排一次隊提 貨。這種沒有效率的購物方式就是標準的「狗扒式」，但蘇聯人卻習以為常，也許當時的蘇聯政府是為了壓低消費而有意這樣做呢！
求 知的過程是「學、問、思、辨」，以現代的術語來說，就是先收集相關資料以建立基礎之知，然後進行推理、分析、討論而得到可行的結論。「行」的過程則由「實 踐」先前由「知」得到的結論開始，然後由實踐的結果進行驗證、分析、討論而得到進一步的實踐的結論。然後，再週而復始進行下一輪的循環，直到得到滿意的驗 證為止。
「知行循環」過程中的取捨
至於在「知行循環」的過程中，何時該進行「知」，何時又該轉換到「行」，是因事件而異的。我們前面提到的學騎車和學游泳的例子，就包含了一個「危險因素」。也就是說，「危險因素」愈高，「知」就要進行到愈深入的層次才開始「行」，才能保證不會產生意外。
每個由知到行的單一事件都是一個系統。一般來說，系統有收斂（convergent）與發散（divergent）兩種。收斂系統有較低的「危險因素」，由任何路徑都能殊途同歸而求得真知；而發散系統則有較高的「危險因素」，極易得到偽知。在求知的過程中，我們可以預作各種防範，將「危險因素」減低；利用謹慎的「知行循環」，甚至可將發散系統變成收斂系統。
對 一個收斂性較強的系統，知與行的配合並不重要。配合不當，頂多導致效率較差，多幾個重複驗證的程序而已。對一個不易收斂的系統，知與行的配合就要慎重行 事。也就是說，每個「知」的步驟都要做到「明辨」的程度才能去「行」；而且「行」的過程中也要隨時檢驗，看看有無導致「發散」的可能。
例 如，「酒後駕車」事件就是一個極難收斂的系統。一個喜歡喝酒的車主，他可能每次都遵守交通法規中酒精度的規定，於是他九十九次都安全達成任務；但是，卻在 第一百次出了造成他全身癱瘓的嚴重車禍。原因無他，他偶一疏忽，還是喝醉了酒仍去駕車；而且，九十九次的安全記錄使他過份高估了自己，最後乃造成無可挽救 的不幸結局。
以 上「酒後駕車」事件中，必須遵守交通法規中酒精度的規定是「知」的部分。但九十九次的安全記錄（行的部分）使車主建立了錯誤的自信；那是一種「偽知」，他 卻當作是「真知」，因而遭致不幸。什麼才是「真知」呢？由酒後駕車的高車禍率來分析，結論該是「酒後不駕車」才對，那就是「真知」。
結語
先秦儒家力主「實踐」，所以環境再困難，也要「知其不可而為之」，那是一種「力行」的精神。但後來文人逐漸變成「坐而言不能起而行」，而且每以「知易行難」來做藉口。所以王陽明要提倡「知行合一」，國父要提倡「行易」，其目的就是要糾正這種「只知不行」的歪風。
求取「真知」是一個「知行循環、重複驗證」的過程。所以，不論從知或從行開始，只要在每個知與行的循環都能做到重複驗證，求得真知的是結果是相同的。
當然，要盡量避免「無知而行」，除非是像學騎腳踏車那樣簡單的事件。所以，從行開始也必先有少許之知，才能有效進行知與行的重複驗證過程。否則，就會「欲求真知，反而得到偽知」，就如同本文所舉的幾個例子一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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